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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皇帝”朱元璋背叛农民,揭露了一个可怕的历史真相

2020-06-08 10:43来源:互联网浏览:

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朱元璋是唯一一个平民乃至极其贫困的农民出身的皇帝,所以他被后世的人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皇帝”。也正是这个“草根皇帝”,依靠农民在群雄逐鹿中赢得了天下,但最终却背叛了农民,且出卖了农民。

朱元璋的一生,可以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流民、创业者、皇帝。25岁之前,也就是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闰三月初一,对于朱元璋而言,是一个决定人生命运的分水岭。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是并非努力,而是选择。这句话放在朱元璋的身上是再适合不过的。

25岁之前的朱元璋,父母是家徒四壁的佃户,自己是衣食无着、朝不保夕的放牛娃。尽管后来为了填饱肚子去皇觉寺出家为僧,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未获得解决。无论是放牛娃或者行脚僧,这两种身份其实本质上说都是一无所有的流民,以当时的情形和朱元璋的处境,这两个身份最终的结局都差别不大,只会让这个凤阳青年最终贫饿终生,甚至在兵荒马乱之中成为一个死了都留不下姓名孤魂野鬼,以后也就没有名震四方的朱大帅、开朝立基的朱皇帝,历史也就会是另一番面目。

个人的重大命运转折,牵动的是历史的走向,个人与时空的“蝴蝶效应”,这个学说发明之前早在漫长岁月里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在那个依旧不算暖和的春天,一身僧袍的朱元璋见到了郭子兴。郭子兴帐下亲兵十夫长,可以看作是最低级的军官职位,对于朱元璋而言是第一个“公职”,而对于整个中国历史而言,却是一个当时谁也没有料想到的临界点。

没有这次相遇,在万千流民之中,怎么也不轮不到朱元璋去接管郭子兴辛苦积攒下的家业。没有这份家业,朱元璋就还是朱重八,或者依旧是一个游走四方,连法号都没有的和尚。转折点之后的事情,是被各种史料、演义、故事说透说烂了的,例如遵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方略低调生存,积攒实力;大战鄱阳湖,消灭陈友谅,吞并张士诚,消灭元蒙,发起北伐,建立大一统的明王朝;大杀功臣,推行特务政治……

在书本上,这些事就是一些平淡温润的文字,但每个字眼所隐含的,是一个人精彩绝伦的创业、守业故事,是中国大地上一段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波澜壮阔。光彩不可谓不夺目,声势不可谓不惊心动魄。然而,也就是这段被后世人倍加怀念、赞颂、敬仰,并以无数的赞歌或者诅咒的历程中,却暗暗潜藏着一条很少有人注意的暗线:背叛、出卖,甚至践踏。

按说,这一切都是及不应该的。在最为讲究“饮水思源”“感恩戴德”“投桃报李”中国文化大背景之下,一个人数典忘祖、忘恩负义或者恩将仇报,都是极其不道德的。流民朱重八到朱大帅、朱皇帝,有反元蒙统治、反种族压迫、求安定统一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样一个大背景,缔造这个个人命运奇迹的所有资源和机遇,全部来自农民。更何况,朱元璋本人就是一个农民,且估计是农民群体最悲惨、最濒危的一个。

朱元璋的“第一桶金”,也就是所接管的郭子兴的军队,是当时众多农民起义军的一部分,因为起义者均戴红色头巾,所以史称“红巾军”。红巾军的来源是贫苦农民,他们起义的主要目的就是推翻元蒙统治,实现自身在政治、经济、民族地位上的平等。

农民起义军的敌对方——元蒙朝廷,其实质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地主,属于既得利益者群体。两方面从天然属性上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农民揭竿起义,组织义军(红巾军)反抗统治,地主则组织私军、建立堡垒,来抵抗农民起义军。由于都属于既得利益者,所以地主武装力量顺带笼络过来的,还有现任或者退休的官吏,乡村士绅、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儒生,以及一些“吃过皇粮”的元廷退役军人。

朱元璋自幼遭受元蒙朝廷、各级官吏和当地地主的盘剥和压迫,从内心深处是极度痛恨以地主为主体的老旧势力的。但在与元蒙朝廷及各种割据势力的角逐中,特别是数次领教了这些有土地、有钱财、有文化、有声望的老旧势力的厉害之后,心态逐渐发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变化,由当初的恨之入骨,逐渐变成了又恨又怕,以至于最后爱恨交加,开始与老旧地主势力暧昧、缠绵了起来。

另一方面,朱元璋所依靠的力量,其成员基本都是一些文盲和粗人,他们行军打仗、攻城略地可以拼死力、流血汗,但到了占领城池、管理百姓的时候,胸无点墨就成了最大的障碍。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好采取暧昧的折中策略,一方面打压一些负隅顽抗的地主,另一方面又承认、拉拢地主势力,保护他们的利益和特权,积极寻求他们的合作和支持。其中最鲜明的标志就是选用一大批老旧地主纳入“人才库”,让其参与社会管理,或被任命为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官吏。

经过一番斗争,原本属于元蒙朝廷的地主,被消灭了一小部分,其中绝大部分都借助朱元璋的暧昧完成了“洗白”或者新生,继承了原本的利益。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论功行赏,通过册封又催生了一大批新地主,他们借助功勋和爵位又将为数不多的土地瓜分去了许多。据洪武四年明朝廷的官方统计数据,当时仅仅六国公、二十八侯,就拥有佃户38194户。换句话说,地主阶层并没有因为农民起义军的浴血奋战而减少,压在底层农民头顶的“大山”更加繁多而沉重了。

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要想起义成事就必须有一个精神力量将他们凝聚起来。严格地说,旧时代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纲领的,一些民间秘密流传的宗教就“筷子里面拔旗杆”,有胜于无,勉强地发挥了精神指引的功能。当时流传在民间的弥勒教、白莲教等秘密宗教,就是元末明初所有农民起义军的旗号或者说政治纲领。这些宗教互相贯通、融合,又杂糅了佛教、道教、基督教和民间信仰的元素,形成了明教这样一个占据主流的体系。朱元璋所接管或者承袭的这支力量,就属于明教一个分支。朱元璋本人,也是明教教徒。

明教的主张与元蒙老旧势力是对立的,其目的就是推翻这个黑暗世界,建立一方平等、幸福、和美的净土世界;明教的教众,是无数深受压迫的底层贫苦农民。任何对教义的违背或者身份的割裂,都可以看作是对明教的背叛,和对农民阶级的背叛。

如果说朱元璋早期与老旧地主势力的妥协、暧昧,乃至于与其寻求合作、实现他们的利益是暗度陈仓,没有彻底撕开脸皮,至少在表面上还维持一个奉承明教、遵循教义的假象,那么后来的一纸檄文就直接将朱元璋背叛明教,并与明教决裂上升到了公开阶段。这份檄文,也可以当作朱元璋背叛明教、背叛农民的铁证。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五月,朱元璋兴兵讨伐张士诚,为了实现“名正言顺”的效果,据传可能安排刘伯温执笔,写下了一篇“理直气壮”、气贯长虹的檄文。檄文的惯例,是痛斥敌方张士诚部的种种罪状。有意思的是,檄文在开篇,也就是给张士诚“定性”的时候,赫然出现了“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等语句,和“烧香之党”“妖言”“凶谋”等词汇。

这种冠冕堂皇、措辞严厉的定罪,不仅仅将矛头指向张士诚,也指桑骂槐,将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明教和义军。须知朱元璋他也是义军,他也是明教教徒。这不是明教或者义军内部的“自我批评”和斗争,倘若如此,那这篇檄文应该有“彼义军”如何、“我义军”如何的文字;这也绝不是文字上的疏漏,以朱元璋的精明,他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授意写作班子写出这番言辞,朱元璋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宣布从此与义军、明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

至于帝国建立之时,国号用了一个“明”字,则不过是掩耳盗铃的障眼法罢了,朱元璋背叛明教、背叛农民的事实是无法掩饰的。否则,从洪武初年到永乐七年,小明王残余势力继续使用“龙凤”年号,在西北的活动依然活跃,沔县、湘潭等地屡屡有明教暴动的事件发生。这也可以看作是明教“正宗”对叛教之徒的弱势抗议。

同时,这篇檄文也将朱元璋的创业史明确划分为两个突兀而对立的阶段:前半段反抗元蒙统治、地主压迫,是穷苦百姓、底层民众的领导者、代言人,是老旧势力、传统体系的破坏者;后半段是建立自己的统治,让自己成为头号大地主,成为压迫、盘剥体系的建立者、维护者。

在非常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是一个大农业社会,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他们的生存空间、衣食来源,是关乎性命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政策就是决定农民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也是体现政权阶级属性的基本依据。朱元璋出身农民、依靠农民建立的明王朝,实现了个人理想,但在维护和实现农民利益方面,岂止是打了折扣。

在经济方面,洪武年间最大的举措就是清丈田亩。在此前的六百年里,耕地状况极其混乱,传统说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此前的帝王和朝廷,对于自己最为宝贵的家底——土地,一直是一笔糊涂账。朱元璋利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历代帝王想不到或者做不到的壮举,完成了全国性的土地普查,以鱼鳞册的形式,将全国各类土地分门别类,测清面积、划定地形、依序编号、确定田主。

然而壮举的实质意义却不是德政,土地丈量的过程,其实就是加剧了土地兼并,加重了田租、赋税负担,农民所渴望的“耕者有其田”“均贫富”等理想均一一化为了泡影。刚开始的时候,无数祖辈以来佃户“传家”的农民,以高涨的热情支持丈量土地,农民也相应分得了数量虽少,但聊胜过无的土地,也因此而欣喜万分。但情形的进一步发展,却让农民由失望变成了愤恨。

首先,主持丈量土地、核算钱税的是地主,他们利用手里的尺子、算盘,他们显然不会以农民的利益为重,将土地中等次最好、地力最肥的划分给自己,面积上也可以化大为小,对于农民则反之。从最开始的分配中,农民就已经处于不利。其次,明朝的制度,官僚士绅是免除赋税、徭役负担的。各大小地主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巧取豪夺,采取各种方法进行土地兼并,将农民原本少得可怜的土地盘剥到自己手里。

逐渐地,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而土地越多的地主,反而不承担税赋和徭役,最沉重的负担却被分摊到了贫弱不堪的农民身上。由无数贫苦农民流血牺牲打下来的江山,最终却反噬农民,让农民生活更加艰难。这一反噬性弊病伴随了整个明朝,一直到清朝的康熙、雍正年间,由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贫富悬殊太过,以至于影响国本,雍正皇帝才不得不痛下杀手,以“伤筋断骨、挫骨扬灰”的决心,启动了“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的重大改革。

总结:我们习惯于给旧时代的帝王将相唱赞歌,他们稍有动作,我们就美其名曰“英雄史诗”“至善至美”,他们在利益问题上稍作让步,我们就称他们“德被苍生,流芳万世”。然而当我们冷静分析历史轨迹,从平民的视角看待这些被史书写得让人热血沸腾的历程时,我们就会赫然发现——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中国的基本土地制度基本没有改变过,也就是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农民的利益、地位、处境从未得到过改善和保护,从来都是被盘剥、压迫的对象。

朱元璋出尔反尔背叛、出卖乃至反噬农民的历程,也印证了一个历史真相: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旧时代几乎所有成规模的农民起义,不过打着实现平民利益口号,鼓动着平民去流血牺牲,其本质最后不过是实现自己或家族的野心和欲望,例如宋江用兄弟、喽啰们的头颅,只为给自己谋个封妻荫子,洪秀全鼓噪数十万百姓当炮灰,不过是贪图个穷奢极欲的帝王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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